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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2019-11-27 16:5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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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儿对考古发掘的热心持续回涨,考古为城市

近日,随着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论坛的成功举办,考古工作者、公众及有关部门共同见证了公共考古的快速发展。这与国家层面的以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为根基坚定“文化自信”,以及对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利用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让博物馆里面的文物活起来”的号召对公共考古无疑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7日上午,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进入第二个专题研讨——考古与城市。此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研究员主持。共有5位学者从贵安新区、雄安新区、北京市副中心、洛阳古代都城、广州城市考古实践角度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同时每场演讲有3位评议人与主讲人进行精彩的交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也是公共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朱岩石副所长在开幕式中所说,考古发掘和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考古成果展示着城市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难以替代的文化能量。

当前,公众对考古发现的热情持续上升。例如,今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江口沉银遗址”和“大汶口文化焦家遗址”两项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展览就引发了公众的参观热情。长长的等候参观博物馆的队伍已经成为常态。同时,各主流媒体对文物和考古的热情也持续上升。如大型系列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引爆空前的收视热情,“考古进行时”等已有相当观众基础的电视节目,其收视率持续攀升。虽然这些节目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由此引发的公众对考古工作的兴趣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是值得肯定的。此外,重要纸媒上的公共考古和文化遗产版面继续长期跟踪、关注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事件。各考古文博单位和大学的新媒体平台也日益活跃,以各种创意满满的形式介绍重要考古发现,宣传文物保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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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考古的本意不仅是向公众宣传考古知识,还包括把考古工作当作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因此,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也是公共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公共考古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各级政府对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

牛坡洞第三期

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来自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如果以建设为名肆意破坏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不仅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也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墟遗址遭到破坏就是一个给人深刻教训的例子。

融合与发展——贵安新区的考古实践

本届论坛把考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作为主题。例如,洞穴考古本是专业性很强的研究领域。这些洞穴多是上万年之前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先民遮风挡雨之地,学术意义重大,但很少会出土夺人眼球的“宝贝”和令人赞叹的遗迹。洞穴遗址这种似乎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文化遗产,在有巨大经济利益驱动的城市建设面前,往往处于“螳臂当车”的劣势。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演讲的主题是贵安新区的考古实践。她介绍了贵安新区的概况以及考古发掘成果。贵安新区发现新石器到商周时期洞穴遗址100余处,汉唐时期墓葬近20处,这些遗存全面而立体的展现了贵安新区古人类的社会面貌,体现了贵州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完整性以及贵安新区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同时增加了贵安新区的文化底蕴。其中,牛坡洞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及“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招果洞遗址逐渐复原出低纬高原喀斯特山区古人类独特的生业形态和环境适应模式;马场镇熊家坡遗址是贵州唯一的唐代墓葬遗址,填补了贵州这一历史时期的空白。同时她强调:“城市建设,考古先行。”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脉络,考古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贵安新区丰硕的考古成果对于探索贵安新区的历史传承,认识贵安新区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反之,城市发展为考古提供了机遇和良好的制度保障。贵安新区将让考古更多地参与到城市基本建设中,运用多媒体及新技术、新手段,让考古成果走到公众中去,并依托贵州考古两大突出特征(洞穴遗址及魏晋南北朝墓葬)从保护、研究、利用等方面进行设想,积极进行大遗址保护以及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的建设,丰富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品位。

但同处喀斯特地区、洞穴遗址遍布的桂林市和贵州贵安新区则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独特文化遗产的价值,将洞穴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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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桂林甑皮岩遗址公园已经成为人文与自然融合的典范,与之相关的原始洞穴主题旅游项目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为遗址环境保护进行的地下水污染调查,给现代城市水源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多学科结合的洞穴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桂林市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规划洞穴遗址资源的整体综合保护和利用。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

贵州贵安新区在建设之初,就制定了以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为本的方针,为洞穴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贵安新区牛坡洞和招果洞遗址发掘收获丰硕,为复原低维度高原喀斯特山区古人类的独特生业形态提供了丰富资料,牛坡洞发掘还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荣誉。这些考古工作一直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考古成果也为新区建设提供持久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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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考古发掘和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发展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考古成果展示着城市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难以替代的文化能量。

现场点评:毛保中 张连兴 张中华

雄安新区建设是全国瞩目的世纪工程,在规划阶段就把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摆在了重要位置,对考古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划。在整体设计阶段,考古工作也积极跟进,开展了先期全覆盖式调查。在建设阶段开始后,配合基建项目的考古发掘也得以有序展开。整个新区建设因此成为公共考古工作展开的重要基地。可以预期的是,考古工作成果一定会为这座未来之城提供穿越时空的经历史长河流淌而来的独特意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保中指出全国的新区建设如火如荼,他将新区建设考古工作分为三阶段:1.规划阶段,对考古工作进行相应的安排;2.设计阶段,考古跟进;3.建设阶段,配合基建抢救发掘。新区建设同时又是公共考古的过程,要增强公众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重要遗址上通过新媒体手段树立标志性设置,提供适当的遗址展示不失为有效的宣传方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张中华表示贵安新区的状态和理念非常先进,具有目的性和规划性。他认为配合城市新区建设一定要有公共考古的过程,这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建设和考古各个方面的协调、交流、冲突和融合,他自身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公共考古的兴起就是为了解决建设和考古的矛盾,无论是北京副中心还是雄安新区的工作都贯穿了公共考古的努力。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连兴结合以往的发掘经验,表示沈阳以往的经济开发区面积小、相比而言任务没有那么重。他认为在新区建设过程中可以采取先规划保护单位,通过新区发展、文物先行来实现自己的文物保护目的。雄安新区作为新区建设的典范,与贵安新区有很多相似之处。周必素所长在点评最后表示此次会议是推进贵安新区考古建设中的必要计划,同时希望大家提供关于贵安考古大数据建设的建议。

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同样万众关注,副中心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为地下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但因为北京市政府的重视和文物考古部门出色的工作,整个项目达到了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与利用协调开展的良好效果。例如,汉代路县故城的发掘和勘探取得重要成果,赋予了城市副中心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路县故城保护规划的制定、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案的编制和考古遗址公园先期绿化工程的开展,使得遗址保护和利用成为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更是酝酿出了以大运河文化带、路县故城、通州古城、张家湾古城和漷县古城为中心的“一带四城”文化保护和城市发展宏大布局,让文化遗产为城市发展提供持续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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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著名古都,也是最早开展古代都城考古的城市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目前考古发现的都邑包括夏代晚期的二里头遗址、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各遗址的保存状况和保护模式各不相同,也各有优劣:有的偏重休闲娱乐而忽视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展示;有的投入资金多却忽视了可持续运营。这应该是目前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面临的普遍问题。

新区建设、考古先行——雄安新区文物考古工作及感悟

本届论坛将考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高度,相信在接下来的实践中,考古工作者和有关部门会不断探索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模式。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毛保中副所长演讲主题是雄安新区文物考古工作及感悟。他首先提到雄安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抗战时期均有发现,提供了进一步完善河北乃至华北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编年和时空框架的珍贵实物资料。进行新区建设过程中,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省内有关文博机构等率先组成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设立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建设雄安新区文物考古数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先后进行了雄安新区全域考古调查、起步区文物勘察试掘、燕南长城专题调查和部分区段环境整治、南阳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地面文物数字化、安新县古城墙勘察加固、宋辽边关地道保护展示等一系列文物保护工作,为下一步的文物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起步区的规划建设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依据。雄安新区建设是平地起城,新区建设势必遵循:规划-设计-建设的基本流程,考古工作也应据此作出相应安排。雄安新区开创了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新模式,雄安新区考古工作也将随之形成一个城市建设中考古工作的一种新模式,对于营造全社会关注文物保护、投入文物保护、适应文物保护、得益于文物保护的有利氛围作出有益的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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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毛保中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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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点评:周广明 张卫星 孙勐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广明指出雄安新区应该向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发展标杆的目标努力。雄安新区的考古先行体现了公共考古的全过程,包括政府和法律的支持,考古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考古学规划性、科学性、前沿性以及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性。深度挖掘雄安新区历史文化底蕴应作为雄安新区的建设重点,虽然未来城市是新的理念,但文化必然是其强力的支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张卫星指出雄安新区利用考古理论方法实践与前沿技术相结合,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填补了空白地段。对于重塑雄安新区的考古定位也有重要意义。考古先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工作,对于该地区的文化定位也应重视。雄安新区本身的战略地位较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孙勐表示雄安考古有条不紊开展,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应当编制考古调查计划并进行全面踏查;其次,动员力量组成联合考古队;然后,针对不同遗址考虑不同方式方法;最后,建立考古新系统。同时他充分肯定了雄安新区的带动作用,并希望雄安新区的考古建设能够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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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县故城东城墙北段

保护与传承——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文物保护实践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孙勐副研究馆员首先指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地位,认为此次副中心建设时间紧、任务重,给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为现在与未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副中心建设开始以来共勘探430余万平方米,发掘9.9万平方米,发现一座汉代城址以及大量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窑址、灰坑、房址、井、道路等遗迹。其中路县故城及其周围区域是近三年来副中心考古的重点,它是通州区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古城,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明确了其基本结构和形制。路县故城保护工作通过编制规划、建设临时考古工作站、启动考古遗址公园先期绿化工程、编制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方案、启动路县故城保护设施工程有序开展。他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建设出以大运河文化带,路县故城、通州古城、张家湾古城和漷县古城为中心的“一带四城”的文物保护格局,实现其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使命。同时他强调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要通过公众考古将考古学立体地呈现给社会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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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孙勐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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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点评:高大伦 钱国祥 张立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表示北京面临的问题是遗迹现象太多,该如何保护。他认为应该和北京市联系起来,形成整体的保护规划。北京发现的周口店及元明清时期遗迹与通州发现的早期遗迹相结合,就形成了完整序列,同时应该在展览馆、博物馆进行大规模展览并体现自身愿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表示大的都城遗址工作较多,县级的城址考古较少,通州的考古工作填补了这一重要的环节,并为公众提供了很好的展示,有利于区域文化的宣传。河南大学张立东教授表示新区建设要注重城市规划,要建立占地合理的考古工作站,考古单位的遗物在不断增加,因而必须有足够的整理空间。如果在建立新区时,就划分出建立工作站、公共考古展示区等考古地域,将对考古发掘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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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气象——洛阳的古代都城保护与城市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的演讲主题是洛阳的古代都城保护与城市建设。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古都,目前考古发现有五座都城遗址,即夏代晚期的二里头都邑遗址、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根据都城遗址地处环境的不同,各城址的保存状况和保护模式也不相同。如城址保存现状有古今叠压型和荒野型两大类;保护模式则有建设市民休闲公园的东周王城遗址保护模式,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偃师商城等保护模式。通过已有的模式,不难看出东周王城遗址保护模式只是基本维持遗址现状,供市民休闲娱乐而忽视了它本身具有的古代都城科学研究及文化遗产方面的展示利用价值;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模式是一种吸引观众眼球的保护模式,但建设难度大,投入资金多,有关遗迹的后续保护存在一定问题;还未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城市郊外二里头遗址和汉魏洛阳城遗址保护模式展示方法尚在探索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些重要的都城遗址,使之既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又能够使公众满意展示效果,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关注和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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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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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点评:朱泓 赵永军 辛爱罡

吉林大学朱泓教授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洛阳城址的保护和利用做出了不少贡献,同时也是对公众的良好展示。同时,他认为公众考古应该不忘初心,面向广大的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从教育的角度思考公众考古是很有意义的。黑龙江考古研究所所长赵永军指出洛阳考古留下了丰富的考古遗存,从都城考古角度来说,洛阳早期宫殿建制、布局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考古方面来讲,洛阳古都分为三种类型,对于考古工作是极具挑战性的,为我们研究都城考古提供了不同的案例和范式。此外,洛阳作为古都的展示利用和保护总体来说较为成功,很值得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辛爱罡表示考古的发掘与城市保护矛盾的尖锐性在逐渐被打破,更好的时代一点点来临。从多年的文物和文物展览工作的经验来看,很多观众谈到的认识已不仅限于展品的作用和价值,他们会更深入的探讨一些学者会关注的问题。作为文物工作者要注意用用生动的、通俗的语言来讲述过去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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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

城市考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现代城市发展——广州的实践与思考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海仁的演讲主题是广州的城市考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自公元前214年建城以来,广州城以今中山四路、北京路为中心向周边不断拓展,古城中心没有变动。195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配合广州城市建设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基本摸清了广州古城的范围、布局,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的发现,为探索先秦时期广州地区的人类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而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等位于广州历史城区中心的重要考古遗产的保护,推动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传承,这些重要考古遗产在原址保护展示,有力地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城市建设规划工作。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体系中,城市考古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城市考古又为现代城市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对重要考古遗产的保护,也对现代城市发展规划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考古工作者不仅要做文化遗产的抢救者、保护者和研究者,还应当主动成为文化遗产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学会运用考古成果服务于公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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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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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点评:吴长青 李树云 贺存定

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古文博编辑室主任吴长青表示做公共考古应该考虑考古成果如何转化、普及化,通过此次会议他发现专业性的知识较多,涉及到公共方面实际较少。结合出版社做普及工作的讲座经历,他指出不同地区对于考古的理解程度不同,仅凭图版、视频等宣传手段无法系统的普及公共考古知识。他认为应当建立相应部门组织专人来开展公共考古,同时将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此外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老建筑可以做一些老建筑开发相关的园区尝试。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树云指出,古代都城节点性的变化即是三重城垣的都城规划,最早的源头就在北魏平城。大同与广州相似,自汉建制到北魏作为宫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叠压而成,但是部分遗迹一直没有得到良好保存,她表示今后将为保护地下遗存做更多的工作。她认为多做公众考古活动,对城市保护和城市规划有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贺存定表示公共考古主力在考古所,将考古所和博物馆的不同公共考古平台相结合对于公共考古的发展更为有利;另外,公共考古可以起到发动群众参与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作用,进而起到监督的意义。

精彩的演讲和点评环节结束后,朱岩石副所长对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城市与考古是非常大的话题。例如上述两个新区所体现的是即将建设的城市所做的考古工作,而广州这样的超大型城市体现的则是古今叠压的城市考古工作,难度也不言而喻。我们在做这些考古工作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关于学术研究和公共考古的内容。时代发展到今天,要通过公众考古让社会重视考古工作,让年轻人逐渐意识到古代城市我们的文化遗产非常鲜活的部分,并且积极去参与、去关注、去研究。公共考古是我们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因而,城市与考古这个话题的讨论今后还要不断地进行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田野考古是一切的基础,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发现与研究,公共考古也仅仅只是空中楼阁。最后,他指出无论是怎样的考古条件,以上这些研究机构都付出了最艰辛的努力。作为考古人我们一定要坚守专业的规则和尊严,希望大家为我们的事业一起加油。

27日下午将进行“聚焦西南民族考古”的专题研讨,敬请期待中国考古网的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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